第七章、布局舆论
点到即止,弗朗茨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。
资本家们也不是好惹的,就算他们还没有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,所拥有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。
站在弗朗茨的位置上,提出疑问可以,要他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冲锋陷阵,和资产阶级硬抗还是算了吧!
这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,弗朗茨已经决定交给贵族阶级保守派了,梅特涅首相就是人选之一。
或许有一天,资本家们在要求开放选举权,实施宪政,解放农奴;贵族老爷则要求制定劳工保护法,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了。
不过,等这两帮人把口号喊出来过后,奥地利民众大概就要傻眼了。
这也是奥地利的实际情况决定的,贵族还停留在封建阶级,和资本家们是天然上的利益冲突,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合流。
要是等到了20世纪初,贵族和资本家们结成了利益集团,那就真的是除了推倒重建外,再没有办法了靠政治手段搞定了。
除了在梅特涅面前煽风点火外,弗朗茨还有其它的准备,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话,就能够打动梅特涅这个老狐狸。
不要看他们的关系很好,可在政治上,大家从来都是不看交情的。
在闲聊的同时,弗朗茨还拿到了开办报纸的资格,在1848年3月革命前,奥地利帝国都是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。
截止到1848年3月维也纳大革命前,奥地利全国一共拥有79种报纸。这是报纸,不是报社!
考虑到一家报社可以同时发行几份报纸,那么报社的数量只会更少。
看看这一组数据,就知道在这个年代,想要办报纸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
不过这对弗朗茨来说,都不是什么问题,对书报管制那是为了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,谁都可能支持革命党,唯独他这个皇位继承人,不可能支持革命党革自己的命。
弗朗茨还是非常有道德修养的,急民众之所急,忧民众之所忧,所以他的报纸名字就叫《我们要面包,我们要奶酪》。
这家报纸的定义,也和名字完全一样,为了报社的安全,他决定要把报社放在警察局门口。
这个年代开报社也非常的麻烦,就算是弗朗茨可以省略最繁琐的手续,但是人工、场地总是需要自己找的。
最重要的还是报社编辑和记者,这些人必须要有热血,敢于直面这个残酷的社会,同样又不能太热血,连吃谁的饭都忘了。
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。
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,19世纪中期奥地利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墨客,这些人有的坚持创作,有的中途改道跑去玩了政治。
不管怎么说,笔杆子们宣传的功力不是贵族能够比拟的。
比如说那位律师出身的匈牙利政治家科苏特,就是一位宣传强人,1847年拉开了匈牙利独立的序幕,还一度成为了匈牙利共和国的元首。
当然了,他也具备文人的通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,制定的计划往往脱离了实际情况,起义自然是被镇压了。
弗朗茨对科苏特没有兴趣,就算宣传能力再强,也架不住他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。
双方在天然上就是对立的,当然了如果想要收买的话,也未必不能够成功,只不过弗朗茨没有这个兴趣。
在他的用人观念里,忠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能力,最低的用人底线,也必须要保证不是敌人。
沉思了片刻功夫后,弗朗茨在纸片上写了几个名字,然后吩咐道:“劳尔,派人查一下名单上面的这几个人,如果没有问题的话,就以报社的名义给他们寄一封邀请函!”
“是,大公!”随从劳尔连忙说道
这个年代想要招人可不容易,大学还是象牙塔,里面没有普通人,身份最低的父母也是小资本家。
所谓的励志故事,都是用来骗人的,高昂的学费根本就不是勤工俭学能够凑齐的。
社会上的文人墨客,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落魄,当然家道中落的是例外。
想要招人,要么在人流大的地方挂个广告牌,要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,更多的还是通过熟人介绍。
熟人介绍,这肯定不适合弗朗茨,他接触的人就没有混得那么落魄的,龙不与蛇居,自然不会认识那些普通工人。
不过这个还不着急,招聘普通工人还是很容易的,相比其他行业,在报社上班还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,不怕没有人来应娉。
反倒是招聘记者和编辑需要时间,弗朗茨邀请的人都是现在社会上知名的文人墨客。
来不来都无所谓,这只是在告诉他们现在奥地利又多了一家报社,他们也多了一个发表文章赚取稿费的地方。
自始至终,他都没有抛头露面,虽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他是这家报社的幕后老板。
如果不是考虑到经济上的问题,弗朗茨不介意一次性开几十家报社,明火执仗的去争夺舆论主导权。
考虑到投资回报率的问题,弗朗茨果断的怂了,掌握一家报社平时指点江山,需要的时候可以带节奏就可以了。
奥地利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啦,现任首相克莱门斯·梅特涅就曾经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。
只不过现在他已经里外不是人了,国内的资产阶级嫌弃他的改革力度不够大,没有能够全部满足他们的利益。
贵族保守派,同样也排斥他这位首相,作为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表者,他主张解放农奴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。
就连维也纳宫廷,实际上对他这个改革派的首相不怎么感冒,原因非常的简单,口号喊得太久了,改革却没有看到成效。
弗朗茨可能是这个时代最能理解他的人了,用一句形象的话说:奥地利帝国就像是一所虫蛀了的房子,如果移动一部份,谁也不知道会倒塌多少。
出于谨慎负责的态度,梅特涅进行的改革非常小心,唯恐一个不好就玩崩了。
这种缩脚缩手的改革,自然是不能够成功了,没有流血的改革,怎么可能成功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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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家们也不是好惹的,就算他们还没有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,所拥有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。
站在弗朗茨的位置上,提出疑问可以,要他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去冲锋陷阵,和资产阶级硬抗还是算了吧!
这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,弗朗茨已经决定交给贵族阶级保守派了,梅特涅首相就是人选之一。
或许有一天,资本家们在要求开放选举权,实施宪政,解放农奴;贵族老爷则要求制定劳工保护法,保障工人阶级的权益了。
不过,等这两帮人把口号喊出来过后,奥地利民众大概就要傻眼了。
这也是奥地利的实际情况决定的,贵族还停留在封建阶级,和资本家们是天然上的利益冲突,双方还没有来得及合流。
要是等到了20世纪初,贵族和资本家们结成了利益集团,那就真的是除了推倒重建外,再没有办法了靠政治手段搞定了。
除了在梅特涅面前煽风点火外,弗朗茨还有其它的准备,他可不认为自己的话,就能够打动梅特涅这个老狐狸。
不要看他们的关系很好,可在政治上,大家从来都是不看交情的。
在闲聊的同时,弗朗茨还拿到了开办报纸的资格,在1848年3月革命前,奥地利帝国都是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。
截止到1848年3月维也纳大革命前,奥地利全国一共拥有79种报纸。这是报纸,不是报社!
考虑到一家报社可以同时发行几份报纸,那么报社的数量只会更少。
看看这一组数据,就知道在这个年代,想要办报纸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
不过这对弗朗茨来说,都不是什么问题,对书报管制那是为了遏制革命思想的传播,谁都可能支持革命党,唯独他这个皇位继承人,不可能支持革命党革自己的命。
弗朗茨还是非常有道德修养的,急民众之所急,忧民众之所忧,所以他的报纸名字就叫《我们要面包,我们要奶酪》。
这家报纸的定义,也和名字完全一样,为了报社的安全,他决定要把报社放在警察局门口。
这个年代开报社也非常的麻烦,就算是弗朗茨可以省略最繁琐的手续,但是人工、场地总是需要自己找的。
最重要的还是报社编辑和记者,这些人必须要有热血,敢于直面这个残酷的社会,同样又不能太热血,连吃谁的饭都忘了。
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。
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,19世纪中期奥地利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人墨客,这些人有的坚持创作,有的中途改道跑去玩了政治。
不管怎么说,笔杆子们宣传的功力不是贵族能够比拟的。
比如说那位律师出身的匈牙利政治家科苏特,就是一位宣传强人,1847年拉开了匈牙利独立的序幕,还一度成为了匈牙利共和国的元首。
当然了,他也具备文人的通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,制定的计划往往脱离了实际情况,起义自然是被镇压了。
弗朗茨对科苏特没有兴趣,就算宣传能力再强,也架不住他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。
双方在天然上就是对立的,当然了如果想要收买的话,也未必不能够成功,只不过弗朗茨没有这个兴趣。
在他的用人观念里,忠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能力,最低的用人底线,也必须要保证不是敌人。
沉思了片刻功夫后,弗朗茨在纸片上写了几个名字,然后吩咐道:“劳尔,派人查一下名单上面的这几个人,如果没有问题的话,就以报社的名义给他们寄一封邀请函!”
“是,大公!”随从劳尔连忙说道
这个年代想要招人可不容易,大学还是象牙塔,里面没有普通人,身份最低的父母也是小资本家。
所谓的励志故事,都是用来骗人的,高昂的学费根本就不是勤工俭学能够凑齐的。
社会上的文人墨客,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落魄,当然家道中落的是例外。
想要招人,要么在人流大的地方挂个广告牌,要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,更多的还是通过熟人介绍。
熟人介绍,这肯定不适合弗朗茨,他接触的人就没有混得那么落魄的,龙不与蛇居,自然不会认识那些普通工人。
不过这个还不着急,招聘普通工人还是很容易的,相比其他行业,在报社上班还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,不怕没有人来应娉。
反倒是招聘记者和编辑需要时间,弗朗茨邀请的人都是现在社会上知名的文人墨客。
来不来都无所谓,这只是在告诉他们现在奥地利又多了一家报社,他们也多了一个发表文章赚取稿费的地方。
自始至终,他都没有抛头露面,虽然很多人都会知道他是这家报社的幕后老板。
如果不是考虑到经济上的问题,弗朗茨不介意一次性开几十家报社,明火执仗的去争夺舆论主导权。
考虑到投资回报率的问题,弗朗茨果断的怂了,掌握一家报社平时指点江山,需要的时候可以带节奏就可以了。
奥地利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啦,现任首相克莱门斯·梅特涅就曾经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。
只不过现在他已经里外不是人了,国内的资产阶级嫌弃他的改革力度不够大,没有能够全部满足他们的利益。
贵族保守派,同样也排斥他这位首相,作为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表者,他主张解放农奴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。
就连维也纳宫廷,实际上对他这个改革派的首相不怎么感冒,原因非常的简单,口号喊得太久了,改革却没有看到成效。
弗朗茨可能是这个时代最能理解他的人了,用一句形象的话说:奥地利帝国就像是一所虫蛀了的房子,如果移动一部份,谁也不知道会倒塌多少。
出于谨慎负责的态度,梅特涅进行的改革非常小心,唯恐一个不好就玩崩了。
这种缩脚缩手的改革,自然是不能够成功了,没有流血的改革,怎么可能成功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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